该小说于2012年发表于中国十大文学期刊《清明》特刊头条。

最后一封阵亡通知书

朱凌青

我的朋友颍州市作家协会主席老崔和他的朋友共同创作了三十集的电视剧本《七十七封阵亡通知书》——内容是说一个老退伍军人为当年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找家的故事。片子由著名导演雷献禾执导，著名演员王学圻、侯勇分别扮演男1号、男2号，合肥人李琳饰演了女1号，电视播出后引起了很大反响，观众莫不为主人公为烈士寻家的执着精神而感动，莫不为烈士家属的不同命运而悲喜交集，多少人包括我都是含泪看完每一集的。在当年，这部戏被业界称之为电视版的《集结号》。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部电视剧的诞生是很有我一份功劳的。电视剧的素材是真实的。
 
据报道，1997年，河北省的一个农民在收购废品时，在废纸堆里发现了77封《烈士阵亡通知书》，这位朴实的农民最终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为烈士们找家。为此，他前前后后足足花费了十来年的时间。后来，当地报社的记者知道了这件事，也加入了为烈士寻家的行列。我看到这篇报道后，很是感动，就把这个故事告诉了老崔，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到底是大作家、大编剧，想不到一篇不到两千字的通讯短文竟然在他俩手中变成了几十集的连续剧。更没想到这个故事又竟真的被搬上了银屏，并获得巨大成功。

2009年，当电视剧《七十七封阵亡通知书》首次播出时，而真正的77封阵亡通知书实际并没有送完。为烈士找家的工作随着电视片在各省台的陆续播出，仍在艰难而缓慢的继续着。两年多过去了，今年五月中旬，我忽然看到家乡的安徽卫视的综艺频道也在播出该剧，不由得再一次勾起我的联想：这件事情进行的到底怎么样了？是不是所有的烈士都已回到故乡？出于好奇和电视剧情的感染及对烈士的崇敬之情，我突发奇想，决定将这件事的最终结果探访清楚。

联系那位农民竟出奇的容易，在电脑上输入烈士阵亡通知书几个字，一搜，那篇文章依旧还在，人名、地名甚至手机号都有。电话接通，刘守福——那位农民听我自报家门后，很是激动，几乎是呼喊着告诉我，他们找到了最后一名烈士的家，准备明天就过去的。我急忙央求给我一个机会，请他无论如何推迟一下时间，我立即赶过去，他哈哈大笑着一口应允了。

与刘守福的会面是在最后一名烈士家乡所在县城的一家宾馆里。宾馆的房间不大，陈设简陋，唯一能说得过去的，就是还算干净。西斜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把室内照得很是温暖。

刘守福是河北人，48岁了，个子不高，很可能是多年的奔波，使得人略显瘦削。面前这个被无数网友称之为“良心哥”的人，无论是从神情还是衣着打扮上，显然都不是过去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也不是传统意识非常浓烈的那个年龄段的人，他为什么会有这般令人感佩的举动哪？

刘守福挠挠后脑勺，脸上浮现一层暗红。

“实话不瞒你，当初刚发现阵亡通知书时，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发财了，这些东西准能换钱。现在，古玩市场上收藏啥东西的都有，我收废品那么多年，这样的事碰到过。

陪岳父喝酒时，我拿出这些东西显摆。岳父参加过抗美援朝，是老兵，他看过后，很吃惊，极力劝阻我。岳父说：这些先烈们为国为民，战死沙场，至今没有回到故土，这通知书就是他们的魂啊！一天找不到家，他们的魂就一天飘在外，就一天不得安宁。后人要是拿这些东西去发财，那是作大孽呀，子孙后代是要遭报应的！

岳父说那话时身子直抖，眼窝里有泪花花……”。

话到此处，刘守福已近乎是在喃喃自语。不难看出，尽管时隔多年，但岳父当初的激烈情怀至今仍让他感到震撼。

“老话说，进庙烧香不如积德行善——我没有报纸上说的那么高的境界，就是只为答应了岳父，也权当做善事，为儿孙后辈积福了。”

这才是真实可信的刘守福——虽然，这与媒体宣传的相去甚远，但这丝毫没有减弱我对他的敬意。几十年的阅历，使我不太相信表面上的豪言壮语，我觉得，社会的引导功能固然很重要，但很多英雄壮举背后更多的只是来自凡人的天生善念和家庭的教养。不然，你就很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朝代只出了一个包青天，几千个县委书记就只有一个焦裕录了。

晚饭是我请的——只所以坚持我请，是因为我从内心里感谢他，感谢他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上，还保持着一个人的最基本的良知，尤其是他这么多年的不易和坚持，更感谢他所带给我的心灵上的慰藉，他的举动让我对这个社会充满了希冀。

酒桌上的刘守福尽显北方汉子的朴实、豪爽，不住和我推杯换盏。扯到电视剧《七十七封阵亡通知书》，刘守福很是兴奋，一番评论后，又说起曾采访过他的老崔来，他对老崔很有好感：那人不像是大文人，热情，不摆谱，酒量好，说话幽默，能把人肠子笑抽抽了，转的很。“转”，是在北方地域流行很广的地方方言，可以解释为：能、滑稽、幽默、粗俗等，具体要视语言环境而定了。

说起送通知书的经过，刘守福讲述了许多远比电视剧情节更加凄惨或者悲壮的故事。他说当初就是为了了却岳父的心愿，并没有想太多。但随着一封封通知书的送达，那一个又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让他彻底地变了一个人——为烈士找家，已从情感上成为他当仁不让或者说是不可推脱的责任。

最后回到正题，刘守福说这最后一家是在山里，那里交通不便，听县民政局的人说，去年才通上电，至今不通公路，估计他们都没看过电视，老刘指的是《七十七封阵亡通知书》。他说同去的人中还有报社的，就是最初写报道的韩记者。

“政府不去人了吗？”我问。

“路不顺，万一不是呢？还是咱们先联系上核实好后再说。”

我听着有道理，点点头。当然，我更倾向于理解成他只所以要独立完成最后这件事，是要为自己的义举画上一个更为圆满的句号。

“这最后一名烈士姓牛，叫牛家旺，牺牲时年仅十六岁，之所以最后才找到，是因为通知书上只有县名村名，却没有乡镇的名字——那个时候，很多人一辈子没出过山，不知道乡镇叫啥在那的人多了去，而且，这个村解放前叫曹庄，解放后修水库移民改名叫光明村了。地理变迁再加上交通不便，信息不畅，所以很难寻访的到。”

“那最终是怎么找到的呐？”

刘守福说：第一次人口普查，各地都没有经验，也不太重视，再加上办证要收费，农村里除了少数出去打工的非办不可，大部分在家的人是不办的。这一次人口普查即有经验，上下又重视，所以就细致的多。按公安机关要求，每个成年人都要办身份证。并且电脑登录，全国联网。我们通过公安系统的电脑查到牛家旺烈士所在的县有一个叫牛家兴的人，经与这个县的公安部门联系，发现牛家兴不但年龄与烈士相近，牛家兴所在的光明村与阵亡通知书上的曹庄也相距不远。后来，又通过部队番号找到了烈士的一个战友，他也说好像记得当年牛家旺是说过有一个兄弟来着，这不就对上号了吗？这次去就是核实这个情况，估计八九不离十。

我们在兴奋和期待中度过了难忘的一夜。

翌日，刚过八点，韩记者就到了，韩记者笑迷迷的，浑身透着一种让人特想接近的亲和力。一行三人启程前往光明村。客车并不直达，只是顺路。上午九点多钟，我们在一个叫磨盘山的地方下了车，这里距光明村还有十五里山路。

虽然，已是暮春季节，可山里的气候还是略显凉爽——随着山路的越渐崎岖，益发明显。十五里山路的遥远非在平原上生活的人所能想象体会得到的，山头越来越高，山势越来越险，我这才相信了刘守福所说的交通不便的真实性了。

沿着在荒草和杂树间踏出的崎岖山路，三人边走边闲聊。我也把憋在心底很久的话掏了出来：从后来的报道上来看，阵亡通知书被丢弃并非只此一起，这类事情的发生似乎不是孤立、偶然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问题是出在那里？

胖乎乎的韩记者随手捡起一根干树枝，喘了口气说：

“这类事情的出现，表面上来看，是管理工作的疏忽，实质上是有着更多深层次的原因。首先，这反映出国人对历史的健忘——我不知道外国人的历史教育是怎么回事，但是，至少我们在这方面是相当欠缺的——我们先只说家庭这块——比如，我们的父母是很少有同子女沟通的。你看，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世纪之一，我们的祖辈、父辈几乎经历过二十世纪所有最重大的事件，这其中，该有多少痛苦和欢乐、多少使人终生难忘的记忆。但在他们之中，又有多少人会向自己的孩子讲述这些？可以说——很少！即使偶尔谈及，也是大而化之的只谈过五关、斩六将，不提走麦城，这大概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劣根性之一吧。总之，由于缺乏对历史文化传承重要性的认知，对历史的健忘就成为了必然。

“从社会的角度来讲，中国人有一个很复杂的民族共性：一方面会拚命炫耀几千年的文明史，另一方面又对历史缺乏敬畏之心。你们看啊，除了近乎传说如神话般的尧舜之外，无论那个朝代、那个人物，几乎就没有不被人骂的！一方面推崇什么中庸，一方面又以中庸的面孔说这个左了、那个右了，总之，怎么骂你都有道理。久而久之，就使得人们对历史缺乏敬畏之心，既然不用敬畏，记忆就成为了一种负担。所以说，因为健忘，才缺乏敬畏，又因为缺乏敬畏，所以才更容易遗忘。”

韩记者如绕口令般的解说让人有些发晕。
 

“你说的太大，扯的太远了，能否简单的从现实的方面来说。”

“哈哈，”韩记者把手中的树枝向湛蓝的天空摇了摇，象是在用教鞭指点着黑板，“好，按你的说法……说来……其实，也是两大因素：一是吃不饱饭闹的——原文化部长、著名作家王蒙说过，中国人的历史就是两个字：吃饭！那是相当的精辟。几千年来，中国人就一直没有吃饱过，农民起义，朝代更迭，大多与吃饭有关。新中国成立后，人们也一直在为吃饭而奋斗。毛主席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样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他老人家同样把吃饭排在第一位。当初打土豪分田地是为了让家家有地种，人人有粮吃，后来归垅土地，搞合作化是为了增产增收——人多力量大吗，再后来搞责任田，大包干都是为了多打粮吃饱饭，但这个问题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基本解决。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运动太多，让人自顾不暇，不能集中精力做该做的事情，也就更无暇顾及似乎遥远的历史了……简单吧？！”

虽然，韩记者的话里似有嘲讽之意，使人略有不快，但客观地讲，他说的还真有些道理。

“不过，也还有另一种情况——唉，你们知道杨子荣的家是怎么找到的吗？”

杨子荣，是著名作家曲波根据自己在东北的战斗经历创作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中的主人公，历史上确有其人，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军著名的侦查英雄。小说一问世,在当时的社会上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后来先是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稍后又被上海京剧团摘其片段改编成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是十年文革中最著名的八个样板戏之一，可谓神州大地，妇孺皆知，但对杨子荣的家是怎么找到的，我还真的不清楚。

韩记者点点头，先是对我的知识面予以赞许，接着，便娓娓道来。1969年，周恩来总理招待来访的美国客人观看革命样板戏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闭幕时，美国客人被剧情感动的热泪盈眶，周总理发现后，很是欣慰，就微笑着征求客人的意见。当客人得知剧中这位尤如美国人民心中的侠义英雄佐罗式的人物是真有其人其事后，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家庭养育了这么一位了不起的传奇英雄，便表达了想去杨子荣的家中看看的要求。

周总理当即通知解放军总参谋部，让他们协同总政治部一起查明杨子荣烈士的详细地址和亲人情况。

次日，总参、总政的联合报告就送到了总理的手中——称杨子荣生前所在部队牡丹江军分区回电：杨子荣原籍山东胶东，详细地址待查。

周恩来果断批示：务必在一月之内寻找到杨子荣烈士的家乡地址和家中现有亲人。总参、总政深知其内含政治原因，责任重大，不敢怠慢，立即组成联合调查组，先后赴牡丹江军分区及杨子荣牺牲的海林县调查。他们通过杨子荣昔日的战友，打听杨子荣家乡及亲人的下落，但得到的结果仍不能确定烈士的确切家乡。调查组马不停蹄，又赶到杨子荣老家山东省的胶东一带调查。经过近一个月的奔波，才最终确认了英雄的家乡，找到了英雄的亲属。而影响查找的主要原因是英雄参军后改了名字，杨子荣的原名叫杨宗贵。当调查组亮出通过翻拍放大处理的杨子荣原所在连队的合影照片时，牟平县宁海镇（今烟台市牟平区文化街）嵎岬河村中上年纪的人异口同声：“这不是俺村的杨宗贵吗？”

你们看，由国家总理亲自牵头，军队最高层亲自组团调查，又是当时红极一时的英雄，查找起来还费了那么大的周折，何况一般的人呢？

我明白了韩记者的意思，若不是机缘巧合，即使象杨子荣这样一个在全国家喻户晓的特级侦察英雄，有可能我们至今仍不知他从何而来，魂归何处。

结合杨子荣的故事和刘守福的经历，应该说大多数阵亡通知书之所以难以送达，的确是有着诸多客观方面的因素——但是，无论如何，这都不能成为通知书被丢弃的理由！阵亡通知书的丢弃只能是主观人为的原因，这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社会的伦理道德上，都让我们这些普通百姓难以接受。此时，我突然对韩记者所说的什么健忘啊、敬畏啊有了些许理解。

中间歇了四、五次，等到达光明村，已时近中午了。光明村四面环山，也就是说当年的迁移是从一个山凹迁到另一个山凹里，因为这个县是山区县，想必平原地带不多，也只好如此了。光明村不大，只有百十户人家，同所有的山村一样，家家户户各自依山选址，平地造房，绿树掩映，红墙黛瓦，层层迭迭，倒也十分悦目。

村子的入口较为宽畅，一株大约要三、四个成年人才能环抱过来的银杏树，高高地撑起一片巨大的浓密的绿荫，少说也有上千年了。在乡村，古树为神。为保护古树和方便人们的祭祀，围绕树的根部，砌着一圈石台。树下，面向进山小路的方石上，坐着一位身着黑衣黑裤的白髯老人，正远远地注视着我们。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大山深处，民风古朴，未待我们三人走近，老人已站了起来。宏亮的声音随着山风飘进我们的耳鼓，我猜想白髯老人一定读过私塾的。

来到近前，我惊讶地发现白髯老人身上穿的竟是家织土布做的老式对襟夹衣，从领口自上而下，一溜排密密的蜈蚣布扣，十分规整。由家织土布做的这身装束除了在影屏舞台上还能看到，在山外、在城里几乎已经绝迹了。

这真是古村、古树、古风、古韵。我知道，越是偏远的地方，传统的东西保留得就越多，对传统的传承也更为完整些，在形式上，最常见的就是服装、建筑了，其他更多的则是文化上的，象口口相传的戏曲、故事，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得当年下乡插队时，就是在那样政治狂热的年代里，农村里还有民间说书艺人在铺满月光的打麦场上说唱岳飞传、杨家将，而汽灯高挂的土台上，这边《红灯记》里打鬼子的李铁梅刚下场，那边高喊冤枉的秦香莲就到台上来了……

“大爷，你好，这是光明村吗？”胖乎乎的韩记者给人印象不错，由他上前先打招呼。

“是啊，”白髯老人方阔的古铜色脸上洋溢着热情、好客，饶有兴趣地上下打量，“同志恁找谁？俺这可是不常来人的。”

“你们这以前是叫曹村吗？”韩记者又问。

“是啊，是啊，你咋知道的？”白髯老人显得很兴奋：“这老村名可很久没人叫了。”

“你们这有叫牛家兴、牛家旺的人吗？”我性急地插话。

白髯老人刹那间脸色骤变，语气明显生硬了许多：

“恁是他啥人？恁咋知道的？找他干甚？”

老人眼睛里流露出的一丝惊惧，抑制住了我们内心的狂喜。

已经送过76封阵亡通知书的刘守福，已是曾经沧海，见怪不怪了。他详细地向老人解释我们的来意。

“二娃子是烈士？他是——烈士？”

白髯老人喃喃的像是自问又像是发问。

“弄错了，一准弄错了！”

白髯老人突然不容置疑的大声说。

我们被老人的古怪神情吓了一跳，大家都不明白老人的态度为何会如此突变。

我小声地问：“会不会真搞错了？”

刘守福摇了摇头：“既然他知道牛家旺的小名就更错不了。”

胖乎乎的韩记者说：“那……不会是有什么隐情吧？”

一语惊醒梦中人，我们看着白髯老人，想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曲折。只有刘守福还是一付见惯不惊，胸有成竹的样子。

“二娃子当的是国民党的兵，早跑台湾去了，咋成了八路军咧？咋成了烈士咧？”白髯老人雪白的胡子在山风中飘舞，满脸的惊疑。

1945年初，牛家旺所属的国民党部队不但不抗日，还乘鬼子扫荡八路军根据地之际，从背后对我八路军根据地发动偷袭，但八路军早有防备，击溃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刚被拉的壮丁,枪把子还没捂热乎的牛家旺也成了俘虏。牛家旺在八路军的教育下，提高了阶级觉悟，他和很多俘虏兵一样，扔还了八路军发放回家的路费，坚决要求参加八路军。经过短暂的整训，牛家旺当即编入我军部队，参加了对日寇的大反攻。在战斗中，牛家旺作战勇敢，荣立二等功一次，被军区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1945年8月30日，牛家旺所在部队对接受蒋介石的命令、拒不向八路军投降的一股日军发动攻击，当部队炸开城门，向纵深发展的时候，敌人临时修建的一个隐藏在大街拐角处的暗堡突然开火，把我军的突击部队压倒在城门楼里的地面上。紧急时刻，已是副班长的牛家旺在没有任何人命令的情况下，丢掉步枪，双手各握两颗手榴弹向前爬行，他交替用手榴弹炸出的烟雾作掩护，快速匍匐前进到敌人暗堡下的死角，当他想炸掉敌人暗堡里的机枪时，才发现身上的手榴弹打光了，牛家旺一时不知所措。敌人的机枪仍在怪叫着，不住地喷吐着火舌，伤亡在不断地增加。牛家旺急中生智，抓起地上的沙土朝暗堡的枪眼里洒去。里边的敌人惊叫一声，枪声中断了。牛家旺趁此机会，飞身上前，大吼一声，赤手抓住射孔里机枪的枪管，向外扯拽。发红的枪管烫的牛家旺手心都焦了。就在机枪被拽出的瞬间，惊慌失措的鬼子机枪手醒悟过来，急忙夺枪，其他的鬼子也纷纷开枪，英雄中弹了，但他还是用尽最后一口气，将机枪夺了出来。与此同时，我军战士潮水般涌进城来......战斗胜利结束了。但我们的英雄却再也没能站起来。

听着刘守福复述牛家旺战友的回忆，我和韩记者不由得肃然而立。

奇怪的是白髯老人的胡子抖动得越来越厉害，而脸色也越来越难看。他愣了半晌，将反复审视了几遍的《阵亡通知书》交还给刘守福，指着半山坡处的一处院落，声音低沉地说，那是他老三的家，然后，铁青着脸蹒跚的独自走了。

白髯老人的态度令我们困惑不解。看着远去的黑色的背影，不由人心生愤懑，难道他是铁石心肠？

这是一排四间的石基、砖墙、青瓦的房屋，在这小山村里应该说是比较好的，尤其是一个不大的院落竟然也是石墙铁门，与其他人家竹篱柴门相比，很是招眼。但由于左右邻居相距较远，紧闭的院门前，颇显得有几分冷清。一条窄窄的小路，横过门前，一头牵着山下，一头系着山上。山上，有几个或黑或白的影子，在青翠的山峦间缓缓移动，尤如云朵一般。院落座北朝南，门前小路的正下方，是一片点缀着各色野花的绿草茵茵的缓坡，视野开阔，地势极好。

这就是牛家兴的家。牛家兴是牛家旺的弟弟，排行老三，也是近80岁的老人了。他个儿不高，上身穿一件套头的已分不清本色的薄绒衣，外面披件不大合身的已显破旧的灰色夹克。可能是经常劳作的缘故，身体很结实，人显得要比实际年龄小许多。牛家兴不善言谈，聊了一会，才知道他就一个儿子，父子同住，儿子不大，只有二十七岁，带着儿媳和孙子外出打工去了，家里就剩老两口，老伴去山上放羊挖野菜，还没回来。

在乡下，人们都很看重人丁的，为啥牛家兴只要了一个儿子，父子年龄还相差那么大。虽然我很想知道个中原由，但牛家兴的冷漠遏止了我的好奇心。

同样令我们奇怪的是，当胖乎乎的韩记者提到牛家旺时，他竟然还是一脸的漠然，不冷不热地说，他早不在了。

刘守福照例把情况叙述了一遍，没等他说完，牛家兴突然神情大变，他双手颤抖着接过《阵亡通知书》，一会儿举起，一会儿放下，翻来覆去，左看右看，一任外衣滑落到地上，一行行老泪顺着脸上不多但却象刀刻般的皱纹无声无息地流了下来。

我们也被感染了，三人眼里也湿湿的。我们知道，这会儿什么劝说都是多余的，这压抑了几乎一生的情感，还是让他宣泄出来吧。

哭了一会，牛家兴把《阵亡通知书》高举过顶，恭恭敬敬地放到堂屋正中的条几上面的神龕前，后退两步，扑通跪下，“咚、咚、咚”连磕了三个响头，用几乎是我们听不到的声音呜咽着说：

“爹！娘！俺二哥——回来了！爹！娘！二哥他、不是坏人，二哥给咱家壮门面了，二哥是八路军，是抗日英雄……咱家是烈属了，是烈属啊……”

我们正想劝慰，牛家兴猛地立起，几步蹿到院子里，仰面朝天，嘶声大喊：

“俺二哥、不是国民党！俺二哥是八路！俺二哥是——是打鬼子的英——雄——啊——”

等他情绪平静下来，我们急切的想解开心中的疑惑，谁料牛家兴竟说出这样一段前因后果来：

“俺这个村是从前山搬过来的，原名叫曹庄，爷爷辈上逃荒到这里，看前山四面环山，与世隔绝，人也不错，荒山也多，就在这落了脚。俺爷说，咱姓牛，牛有槽，吉利，好活，指定饿不着，能发。

“到了俺这辈上，大哥二哥上山下田都是把好手，日子说不上富裕，还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村里就曹、牛两姓，虽说乡下大户欺小户也是常见，但日子太平时，还都说得过去。临等到打鬼子那几年，不照了，国民党到处抓壮丁，也不知怎么竟然摸进了山里，这下可不得了了，一开始说是三丁抽一，就是说家里只要有三个男人，得去一个当兵。没办法，加上说是抗日，俺大哥就去了。走了没三天，人就回来了——是尸首！大哥人老实，受不了当官的和兵痞的欺负，夜里上了吊。

“谁成想，不到一年，仗打急了，又搞两丁抽一，曹姓是本地人，是大户，当着保长——恁刚才说在村口碰见的那个白胡子老头，就是老保长的儿子，他后来也当了几十年的村长，在现今曹姓中，数他辈份最长的。老保长尽维护他们一姓。他们的子弟能躲就躲，能跑就跑，实在躲不过跑不掉了，就塞钱，反正是能不去就不去。可轮到俺家就不行了，家里穷，又是独门外姓，又无人帮衬。爹再三央求，保长说他实在没办法，上边压着，没钱顶就只能去人！要么是你，要么是你家老二！民国三十四年年初，二哥满打满算也才十六岁，还没长成人里——爹气不过，和保长大吵了一架。第二天，来了几个兵，进门就要绑二哥。二哥脾气倔，说，恁不用绑，俺跟恁走，但恁得答应俺一件事，只要答应了这件事，俺死活都去。兵们说行，你说吧。二哥就说：恁打保长一顿，替俺出口气。兵们仗义，也够狠，一巴掌就把保长的牙打掉了两颗。二哥指着保长说：俺混好了，早晚回来找恁姓曹的算账。打这，牛曹两姓的仇气就这样结下了。

“那年俺才十岁。二哥这一去，几十年没音信。当初，外人传言有说他死，有说他活，还有人说他跑台湾去了。就因为背了二哥当这个国民党兵的黑锅，解放后每逢运动，回回都是俺家挨批挨斗，除了没有五花大绑过，其他的，象戴高帽子，挂白牌子，游街，可是一样不少啊，俺老牛家就再也没有抬起头来过……

村里除了姓曹的和俺家，再无外姓，加上穷，我一直打光棍。直到土地承包几年了，我才攒点钱，从山外讨了个哑吧媳妇，五十啦，人家都儿孙满堂了，我才有了个老儿子呀，俺老牛家命孬啊！

……

牛家兴用粗糙的大手胡拉了把脸：

“俺娘哭大哥，想二哥，没解放就死了。十年前，俺那百岁老爹快不中了，天天半躺半歪在门前朝山口望，一个劲地唠叨，说：爹梦见恁二哥了，恁二哥还活着，恁二哥说他一准要回来把咱家的门面给撑起来。俺只当人老糊涂了，没想到二哥他、他、他还真的……回、来、了！”

 我们终于明白村口那一幕的缘由了——当年，这里本来就是穷山沟，只是因为地处深山，暂得一时平安，但毕竟是战乱时代，家家过得都很艰难，因此，遇到抓壮丁这种大事，各家自扫门前雪还来不及呐，又那里能顾得上别人？抓壮丁是那时的硬任务，上边逼着，官兵用枪指着，没有人得有钱，保长也没能力硬抗啊！好在曹姓是大户，亲友可以砸锅卖铁互相帮衬，而牛家独门独户，势孤力单，无人能助，被迫出丁当兵也就在所难免了。
 
从牛家兴的叙述中，除了社会因素之外，我看不出牛家的悲剧是曹姓故意所为。可能是由于山里人性格执拗，认死理，再加上以往难免有些小磕磕碰碰，又无第三方说和排解，日积月累，加深了双方的误解。

 我们也终于明白了牛家为何要高筑墙紧闭门了，不由得心生感叹：这山沟里真是太封闭了，都改革开放几十年了，怎么还会这样，这是何苦。同时，我们更为牛家旺烈士的归来后续安置发愁，这事该如何沟通解决是好呢？

正在苦无良策时，突然，外边响起鞭炮声，似乎很近，并且不是一挂两挂，而是几十挂同时被点燃放响，鞭炮声密密的，和着山谷的回音，尤如狂风卷过，原本寂静的山村，一时间震耳欲聋。


幸灾乐祸？我们几个面面相觑：怎么能这样，太过分了！

牛家兴牙关紧咬，额头青筋突突地跳个不停，他一声不响地冲向院门，我们要去阻拦，已是来不及了。

 “咣当！”牛家兴拉开铁门。

 霎时，像是安排好的，鞭炮声骤停，硝烟刺鼻。

除了一团团浓浓的烟雾，不断翻滚着涌上来，门前竟空无一人。

我以为是在屋内坐久了，乍一出来被阳光迎面照的。待目光从三面青山收回，再顺着门前的山坡望下去，映入眼帘的景象不由得让人大吃一惊。随着鞭炮的硝烟渐渐散去，只见满坡都是跪着的人群，男女老少腰束白带，头缠白布，脚穿白布蒙面的鞋子，手持或竹或木的长杆，长杆上的白布，银练般地抖动在正午的暖风中。

白幡如林。

白孝如雪。

跪在最前边的白髯老人，挺直腰板，朗声诵曰：

“杀倭寇、壮士报国，青山在、浩气长存！

牛曹庄——全体村民——跪迎英雄——魂归故里！”

 一时间，坡上坡下，哭声震天……


2012年清明朱凌青草于合肥. 改于2013年春节、2015年5月1日. 再改于2016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