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趣事之二：我参加的武装押运

                                                            朱凌青

       我的童年是在淮北平原上的一个不大的名叫胡集(现改名为“泉阳”)的集镇上度过的，虽然农村小镇无什风景，又是在和平年代，但也并不乏味，有的经历，甚至可以说是很奇特的。不管你信不信，八九岁时，我就曾参加过一次真正的武装押运行动。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父亲在县城工作，我母亲那时是胡集区银行营业所的工作人员，我因年幼，便跟着母亲生活。银行营业所在十字街口东侧的二十米处，属于繁华地带，两扇红漆木门，向南而开。每到逢集，七、八米宽的街道两傍摆满了瓜果菜摊，甚至把营业室的大门都能堵上。人们进出，常常要从菜筐上迈过去。整条街上，人们相互拥挤，喧声如潮，摩肩接踵，水泄不通。由于营业所人少，母亲既当出纳，又做复核和管库工作，十分繁忙劳累。尤其是到了粮站收购公粮、余粮，食品公司收购生猪，供销合作社收购棉花、粉丝、粉面等农副产品时，母亲更是天天忙得两头不见太阳。常常还在睡梦中，营业所的大门就被取款的人拍打的山响。会计不愿早起，母亲就点上煤油灯，一个人搬出钱箱，开始工作了。

       亏了那时天下太平，除了在几年间只听说过一次街上逮到一个小偷，被群众打得半死不活之外，就再没有听说过有偷盗的，更别说有什么抢劫的了。偶尔，上级也有“匪情通报”下达，依稀记得有次说是一伙玩杂耍什么的向我们这边移动过来，可能是偷盗团伙，要求提高警惕。母亲管库，自然配发的有武器——是美国造的步枪，很老，很沉，有七、八斤重，基本上属于那个时期的民兵的装备。爱刀枪是每个孩子的天性，可以说，很多时候，我都是抱着大枪进入梦乡的。

       六十年代，国家回收银元——可能一直都在回收，因为年幼记不得了——那时，人民币值钱，一块银元只换一元钱，银元有新有旧，各式各样的都有，其中以“大头银元”最为多见。我跟着母亲耳闻目睹，很早就学会了鉴别银元的真假。用两块银元互相敲击后，放在耳边，如能听到十分悦耳的清亮悠长的“嚶——”的声音，那就是真的。如果是一块银元，就直接用两指轻捏住银元的正中心，朝银币边缘“呼”地吹口气，再放在耳边听，就同样可以辨别真假了。

      听内行人讲，过去的账房先生数验银元，是根本不用这方法的，太慢。而是将一撂几十块银元一溜排放在手掌(直达手腕)上，指尖倾斜，闪亮的银元顺势滑落，钱箱里便响起“叮叮当当”的声音。突然，账房先生指尖一动，一块银元在滑落的瞬间，被弹飞出去。余下银元继续滑落，毫不间断，叮叮当当的响声仍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而被弹飞出去的那块则必假无疑。童年的我常被这些神乎其技的故事唬得一楞一楞的……

      金库里堆了一大堆码好的银元，足足装了一麻袋，主任说要赶快往上缴。那时的一个县，也就县委、县政府有几辆吉普车，银行送款全是自行车——即便是自行车，在那时，也不是一般人家能有的。但银元不是纸币，何况是一麻袋银元——两个大人都抬不动！自行车肯定是不行的。

       最终，领导想了个办法，请县城里的长途搬运站(后改名叫运输公司)来帮忙。那时的长途搬运站属于大集体单位，职工都是工人阶级，政治上绝对可靠。长途搬运站的运输工具就是现在的卖水果的小商贩用的板车——当地叫架车(子)。我感觉搬运站的架车(子)要比农民用的架车(子)长一些，一般情况下能装一、两千斤。过去拉煤、拉粮食，千里之内，基本上都是靠这个。经联系，县搬运站往区粮站运粮返回时，留下了一辆架车(子)。应该是特意挑选的，拉车的是个十分壮健的中年妇女，个子不高，银盘大脸，微黑，看着人挺朴实的。为了不让她知道内情，让她把车放到库房门口，就请到办公室喝茶歇息。

      所里的几个大人全体出动，气喘吁吁、歪歪倒倒地将装着银元的麻袋抬放到架车的尾部，先用绳子左一道右一道地拴牢，再在装银元的麻袋上面放一张席子，席上又放了两床棉被，一铺一盖。所主任一脸严肃地递过枪，我母亲拉开枪栓，将一排黄亮亮的子弹“咔”地一声押进弹槽，关上保险，放进被筒里。我和母亲坐进被子里，乍一看上去，就象是娘俩走亲戚。

 
     一切收拾好，才喊拉车人过来。

      中年妇女掂晃下车把，习惯性地试试轻重，不由得一楞：咋这么沉？尽管我和母亲应她的要求，尽量靠前坐，但由于放在车尾的银元过于沉重，前后还是不平衡，两个车把尤如高射机枪，翘得老高，不能拉。主任有些紧张，不得已，又指挥着把绑好的绳子解开，将装银元的麻袋往车子中间移了移，才算解决了平衡问题。

      胡集离县城有四十多华里，全是用砂礓铺成的土公路，坑坑洼洼的，两傍或密或疏地栽着柳树和白杨，再往两边就是丈把宽的路沟和田野了。秋日的下午，艳阳高照，人们大都在绿油油的农田里忙乎，路上行人寥寥，偶尔有人从我们的架车旁边经过，我就瞪大眼睛，紧张地注视着，只到他们的背影消失。


      一路上，中年妇女不时地回头张望。我想她一定明白了她今天不是捡了个便宜活(原以为只拉我们母子俩的)——尤其是当她看到武器，在把银元往车子中间移动时，枪支不可避免地露了出来——而是有着特殊任务的。虽然，她可能没什么文化，她也一定很想知道车上拉的是什么，但出于六十年代工人阶级的觉悟和本能，她没有多问一句话，而是一步一步的一直朝前走。我半躺在被筒里，紧紧地搂着枪，和母亲一起完成了这次押运任务。


      现今，一块普通银元的市场价都在三百元以上了，一麻袋银元少说也值上百万吧。


      现今，我的母亲也已去世整整十五年了，每当忆起母亲，忆起这件事，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若在今天，象那种形式的押运还能如此顺畅吗？

    

            2012年清明节草于合肥——仅以此文献给我的母亲.